像于吉这样一段离奇荒诞的故事，当然是出于道教兴旺发达以后的民间传说以及文人墨客的牵强附会，我们在陈寿的《三国志》里，看不到有关于吉的记载。只能从裴松之的注里看到几则出自江南文人的相关的传说，加在一起不过很少的字数。而且，由此可以知道，上述《三国演义》有关于吉的怪异描述，都是以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述的说法为依据而加以渲染发挥的。大致上。于吉是东汉后期在江南比较活跃的人物，也是早期道教的代表人物，靠治病出名，这些大概没有什么疑问。至于他在道教史的地位，限于记载的简略，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靠治病来吸引信徒，扩大影响，是宗教人士常用的手法。在东汉末年的中原等广大地区，曾有过张角友情以太平道组织民众、图谋推翻政府的先例。张家友情也是以符水、咒语一类手法为广大民众治病，赢得尻众信任的。经过张角友情十余年的努力，信徒达到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这些民众被编为二十六方，办就是太平道的组织单位。大方有万余人，小方也右六七百人。如果按照平均每方8000人来占算一下，太平道能组织起28万多人，这在东汉末年可是不得了的数字啊！中国的古代社会里，民众是最分散的，通过宗教的宣传，靠信仰的纽带，把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了。东汉末年的于吉在江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如此众多的信徒有没有组织系统，如何组织？有没有自己明显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倾向？凡此种种，都不见于记载。于吉和北方的太平道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也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孙策的决定是将其斩首、示众。至于于吉之后的江东地区太平道的情形如何，我们还是不清楚。
史书记载，孙策收捕于占，是因为于吉幻惑众心，使得孙策一次在吴郡城门楼上宴会渚将宾客时，离席下楼拜见于吉的竟迖到二分之二之多！这就是小说描写的依据，两者大同小异，只足不足像小说所讲的那样发生在招待陈震的酒会。如果江东真有如此这般有蛊惑力的人物，居然把文臣武将一个个迷得如同追星族一般如痴如醉地敬仰，没时没响地崇拜，连孙策都没有资格亨受这样的待遇。这样的环境对于刚刚在江东成了一点儿气候的孙策来说，自然会形成种强大的压力，也必然会引起孙策的高度警惕。只是，于吉的魅力能达到如此之高的程度，信徒的虔诚能达到如此的地步，在孙策的宴会上满座文武居然都把信仰看得高于现实利益，一下子能跑掉三分之二，离开现世的军事统帅去拜见精神领袖？这是否可信呢？存疑。孙策割据江东之初，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笼络地方势力、打击异己，那么就于吉这么一个深受江东上下欢迎而又不是出自江东大族之家的人物，是不是正好可以作为小霸王借以扬威立万儿的打击对象呢？我想，这个推测总不至于毫无意义吧。
顺便说一句，在南宋年间刊刻的《三国志》里，于吉写作干吉，这和范晔《后汉书》卷二十《襄楷传》的写法是一样的。后世抄刻《三国志》的时候，把于字误写作干。这一错误，又被《三国志演义》继承下来。因为《三国志演义》名气太大，影响太大，流传太广。一些文史界的专业人士，也是先读过《三国演义》小说后，才接触《二国志》的。由于有了《三国志演义》写作于吉的先人之见，即便看到南宋本的《三国志》，也不敢相信干吉的写法是正确的了。更有甚者，直接把丁左当成于吉，就匆匆滑过去了。
《后汉书》载东汉桐帝延熹九年（166）襄楷卜书，其中提到在此之前曾将琅琊宫崇所受于吉神书奏上朝廷，以供审杳。在《襄楷传》里还明确说其事在顺帝时（125-144年）于吉是宫崇的老师，那么到了孙策去世的时候，200年，应该年纪很大了。甚至有人怀疑这时于吉他老人家要是还活着大概该有一百岁了。关于干吉的记载，不可信的居多，年龄也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