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国演义》的朋友都对七擒孟获的故事耳熟能详。在平定南方叛乱之战中，诸葛亮采取马谡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的战略，对南王孟获七擒七纵，用一再忍让换取了孟获的心服，从而创造了蜀汉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局面。虽然七擒七纵的故事有很大的演义成分，但蜀汉所奉行的民族政策以攻心为主确是不假，也创造了三国之中最好的民族制度。
孟获
关于蜀汉的民族政策，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给刘备分析过，要刘备“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刘备在世时也成功执行了这个战略，东征孙权还取得了荆州西南部武陵少数民族的帮助。后来刘备东征失败，蜀国实力大损，蜀汉南方的少数民族看到蜀汉中央政府力量下降，也蠢蠢欲动起来。东汉政府在蜀汉南中设置了四个郡，分别是越嶲郡，牂牁郡，益州郡和永昌郡，这四个郡中有三个郡的豪强大族起兵叛乱，其中就包括孟获。益州郡豪族雍闓在给诸葛亮的信中更透露了他对蜀汉政权的藐视，他说如今天下有三个君主自称正朔，我们这些偏远地方的人，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从谁才好。当时东吴刚刚大败蜀汉，也在积极从西南部往蜀汉内部渗透。雍闓等不少蜀汉南中地方官都接受了东吴名义上的任命，摇身一变变成了孙权的郡守。志在北伐的诸葛亮当然不能坐视南方边患长期存在，他在重新与吴国结盟后便果断出师平蛮。《三国志》中对诸葛亮平定南方做了一个精炼的描述，“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这段描述不仅体现诸葛亮平蛮的神速，也点明了平定南方的价值，叫 “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可见诸葛亮平蛮对稳固蜀汉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巩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都是重要的举措。
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并没有实行高压统治的政策，恰恰相反，诸葛亮但求南方少数民族心服，因而主动撤走了所有平蛮军队。有人劝谏诸葛亮，希望他留下官吏对南蛮进行直接统治，诸葛亮列举了三点设置官吏的不利因素。第一，留官就要留兵，留兵就要解决他们的军粮问题，南方道路遥远运输不便；第二，南蛮刚刚经历战争，父兄死难，留下中央的官吏又不留士兵，一定会造成祸患；第三，南蛮一直有自己的律法和道德规范，留下中央的官吏，蛮人就得服从中央的律法，时间一长也必然会酿成祸患。可以说，诸葛亮的民族政策是蜀汉当局所能应用最好的民族政策，因为长时间志在北伐统一天下的蜀汉需要一个安稳的大后方，同时国家也不能花太多的资源和精力在北伐之外。这体现了诸葛亮作为一代大家的政治智慧。
七擒孟获图
相比蜀汉，曹魏和孙吴的民族政策则要逊色许多，因为他们的民族政策多以征讨和杀戮为主。曹魏北方边境漫长，面对的少数民族最多，民族问题也最复杂。而曹魏所采取的政策可以说是软硬兼施，平时拉拢，有机会就动刀枪。乌桓、鲜卑、匈奴都曾与曹魏刀兵相向。而孙吴的民族政策则基本是以赤裸裸的杀戮为主。东吴地域辽阔，最南端的交趾郡深入今天的越南北部。在越南到长江的宽广疆域内，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东吴称之为山越。对于山越，东吴一直给予不遗余力的打击。从孙策开始，东吴不断攻杀山越，收编其民众强行充军，造成了一笔又一笔累累血债。孙权好大喜功，为了统一天下，宣扬国威，当然不能容许国中之国的出现，对待山越基本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虽然孙吴的高压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但也对少数民族造成了深重的苦难。
“君子和而不同” 是《论语》中的名句。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一直有一种和而不同的观念，那就是两个人不必事事观点一致，但在交往中要做到一种原则上的和谐和尊重。这句话其实也是引领我国几千年民族政策的核心意涵。新疆、西藏、蒙古、云南这些地方最早不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而后能与内地融为一体，其核心就是和而不同的理念。虽然我们在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我们因为历史的发展早已成为一家人。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善待少数民族，给予少数民族充分的自治权，同时保护少数民族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才有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心悦诚服。今天，和而不同的概念依然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以及推进统一大业的核心意涵，对于香港、澳门和台湾，我们可能因为历史事实发生了思维方式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但我们毕竟都还是中国人，君子和而不同，和是第一位。
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体现。诸葛亮逝世的时候，南蛮百姓披麻戴孝，祭奠诸葛丞相；孙权死的时候，估计山越百姓都在载歌载舞，拍手称快吧。